从“六一”儿童节到整个暑期档，大概有长达3个月左右的漫长档期，这无疑被认定是中国动画电影在这一整年内的饕餮节点，然而“六一”儿童节期间的几部国产动画电影《潜艇总动员》、《金箍棒传奇2》、《超能兔战队》等却惨淡收场，相比同期上映的日本动画电影《哆啦A梦：伴我同行》的近5亿票房以及良好口碑，国产动画电影的表现甚至都不能用相形见绌来形容（后两部票房仅仅百万元有余）。这也是《哆啦A梦》这部日本系列动画电影第三次进入中国市场，也终于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日本电影。无独有偶，《超能陆战队》自春节后在内地上映以来，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档期内，也最终斩获了5.26亿元的票房，这在内地动画电影票房榜中高居第二名，仅次于《功夫熊猫2》在2011年缔造的6亿元桂冠，5.26亿元的票房同时也是该片在日本以外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最高收入。

《哆啦A梦：伴我同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到了今年，半数以上的国产系列动画电影的票房都呈现出快速下跌的态势，同比跌幅最大的超过60%，还在增长的仅有两部。到目前为止，国产动画电影能够打入内地动画电影票房前十位的也仅有《熊出没之雪岭熊风》，而具有良好口碑的国产动画电影更是凤毛麟角。这一切在今天大踏步地高歌猛进的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中，都显得太格格不入，所以，《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到底做“对”了什么？或者说，困局中的国产动画电影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仅仅从故事情节、架构来看，确实两部片子都要相对简单，并不是多么复杂，但《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因素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从未有效进入到中国动画电影的视野。尽管一个来自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生产体系，一个来自日本文化创意产业的漫画、动画、游戏的MediaMix模式；但二者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这些当下最为时髦和热门的最前沿科技，纳入到动画电影中来表达。的确，21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之后，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标识的新兴科技革命，正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当下几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并产生着蝴蝶效应般的深远影响。《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中的“大白”“哆啦A梦”在影片中作为人工智能、物联网的产物，不仅是人五官意义上的生理延伸，可以帮助动画电影中的小主人公上天入地，同时也是他们心理的慰藉，伴随他们一起成长；不仅是科幻意义上前所未有的智能产品，几乎可以参与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还能够给观众以精神抚慰，成为他们情感上的寄托。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可以通过视觉呈现来表达一般意义上“不可能”的故事，是一种完全沉浸在幻想中，为它所追求的那种“不可能”性而欢呼雀跃的艺术形态，是将那种“不可能”性——而不是将真实性作为最高的追求和理想，它在技术手段上与一般电影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此。因此，《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通过自身独特的艺术质感，将人工智能、物联网这些极具前瞻性和科幻性的文化主题，通过能够充分表达“不可能”性的动画电影，纳入到各自的文化土壤和文化想象的框架中，这也是中国动画电影乃至中国影视所始终欠缺的一个维度。过去中国动画电影实践的一个最大问题，就在于不能有效消化这些新兴现代科技，并始终将它当成一个“洪水猛兽”，甚至很多时候都是被调侃和讥讽的对象，这其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痼疾。而美国好莱坞、日本等成熟的文化产业，要么能把各个时期的新兴现代科技的进步阐释为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延伸，要么能在反乌托邦、异托帮的意义上进行反思；总之，新兴的现代科技最终被纳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并与他们的政治经济话语进行完美的绑定。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这些美国好莱坞、日本的文艺作品都至少显得更有诱惑力——美国和日本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生命政治话语，总是能非常平顺地就进入到我们的低幼年龄段，那么低幼年龄段的孩子们长大了就很自然地对美国、日本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感，《超能陆战队》、《哆啦A梦》这些外国文艺作品确实是在他们的无意识阶段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线索，因为他们确实有效地抓住了当前和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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