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悉的漫画家聂峻忽然无故“消失”将近一年了,他到哪里去了呢?他在干什么呢?他不画漫画了吗?
其实,他依然追寻他的漫画之梦去了。去年,他作为日本京都精华大学漫画学部的客员研究员,赴日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活动。他是第一位受邀以访问学者身份访日的中国大陆漫画家,他带回来的,不只是出国旅行游山玩水的简单体验。
2003年10月初
北京最美的秋天。我跑到闹市里买了几尾热带鱼。坐电梯的时侯袋子里的水一滴一滴地落在鞋子上,那些鱼儿却没有知觉,我把它们养在阳台的玻璃杯里,阳光透过杯子暖暖地铺在脸上,当时心里有了无穷的安慰。那一刻我承认自己是脆弱的,看着这些热带鱼,我想告诉它们我的想法就是:不管我们在哪里,生活依旧会继续,只是风景有所变化。所以不要去抱怨你的环境,你只需要做离开或者来到的决定。
可是我不想和这些鱼儿一样,变成一条在玻璃杯里流浪的鱼。虽然很美丽,阳光也很温暖,可时光如同落在鞋上的一滴滴水,等到落完了,我们才挣扎。
那段日子我大多时间都是在屋子里看书,看王安忆看刘索拉看余华,这些书都是一家出版社送的。我去那领一笔稿费做为去国外的开销,他们也给了我一大笔精神开销。然后画图,《我街》处于搁置时期,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想看下去。特别感谢他们,我想我的状态好些的话,会把它画完的,因为我也和朋友一样想把这个故事看完。
同住的11曾经是《我街》连载时期的助手,安静腼腆却很坚强,现在他如愿考上了北大的动画研究生,终于告别了被他痛恨的北漂生活,这个城市开始向他伸出温暖有力的手。可对我来说,漂泊也许是一种拯救,虽然我也和11一样痛恨漂泊。
在去日本之前,我们住在六里桥一座巍巍壮观的塔楼里,可抽屉里放着的那张单薄的蓝色在留证明确实地告诉我:世界是迷幻的,握着一张纸,这一刻在天边下一刻在海角。对我来说,出去生活一段时间是迷人的事情。还好,我们年轻可以有资本去感受新事物去尽情挥霍美好光阴。有的时候,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生活就像是一群饥饿的鸽子。
所以启程,飘洋过海,看不到最想看到的鲸鱼却看到意想不到的飞鱼。
2003年10月21日
从青岛机场启程,告别家人。对父母来说,出国是大事,其实只是一年的时间,一年也许快得抓不到什么,甚至快得看不清什么,可是很高兴我的父母能觉得我有出息。
我爱我的父母,虽然父亲一直不支持我作漫画,母亲关心的问题又非常直接地影响到我,就是钱的问题,未来生活的问题。房子和婚姻大事等等问题都会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不断地让我复习。
母亲轻轻地拍打我肩上的灰尘的时候,我的那一点点浪漫主义和无理由的痛苦在她面前显得可笑而没有基础。
父母都是1968年去大西北的知青,他们把青春挥洒在那个尘土飞扬的时代,承受了无数的失去和等待的痛。不管怎样,时光依旧如流云,转眼来到平静的2003年。可依旧怀念淡黄色温暖的八十年代。父母也渐渐苍老,每次回家看到母亲头上又多了些白发,那是最令我难过的事情。
此刻我在飞机上看云,美得让人心惊肉跳,目的地却阴雨蒙蒙,人群显得模糊不清,过度殷勤的司机跑来迎接,不停地鞠躬。
在车里,看到大阪是灰色的,河岸边只有树林般的烟囱,原本以为能看到一个荧光闪闪的世界,此时却昏昏睡去了。再睁开眼已是安静的街道,车开到京都府已足足用去四五个小时。
经过一个电车站,到了宿舍所在的木野街。肚子饿了,和等在那里的好朋友青岛的carloe与马来西亚的tan一起去吃了拉面。从那时开始,我的日本生活开始了。carloe是个单纯却很有才华的女孩,清秀娇小的外表却有着坚忍的内在,是精华大映像专业的大学院生,和tan一样,是对我在京都生活上帮助最大的朋友。
2003年10月末
我在榻榻米的屋子里上网告诉朋友关于我的消息。我在北京的朋友不多,可以刚好坐满麦乐笛的沙发,可以在嚎叫酒吧一起听摇滚,可以在肯德基一起站着吃汉堡,大家不谈漫画,若谈的话开口定会先说体制不健全(也许体制健全我都没机会发表稿子了)。
然后会说再坚持十年,既然喜欢才去做,坚持就是忍受。好的漫画家不会说自己在坚持画漫画,所以还是尽情唱歌跳舞,仿佛变成一群逃脱世俗之外的孩子。
此刻住在这个狭长的岛国,感受到岛民强烈的内向性格。也许是因为日本的孤独,如同太平洋上的小小航船,高速前进却漫无方向。这里漫画多得就像自动贩卖机里的咖啡,他们能在漫画里找到强烈的安慰和片刻的喘息。漫画里那些美丽的脸上的,是积极的忧伤,属于上一代的审美在那一刻瞬间灰飞湮灭了。
而京都是美好的,是日本的精神高地,一条可以吟诗的河流舒缓地流淌其间。人们闲散地在时光中漫步。
秋天来得干脆又不留余地,用火红的色彩把人包裹在山间。在这山色间找到一个安静却清苦的画桌,只想留一个故事在这里,也许只为给这里留一点点印记罢了。不然,它们和我似乎没有什么联系,除了这份感受。
来自异国的挫折感,莫过于孤独,没有温暖的气息,所有人都在打工,留学生的日子,被我看到了,那些拼搏和空虚的日子。
京都精华大学是间拥有完备设施的高级大学,可以细分诸如漫画学部这样细枝的学部。工作条件却没有想像中的理想:漫画书架把四个年级总共约200人规划在一个车间一样的大课堂里共同学习。
有穿着和服的小女生高声笑着聊天,男生则大多拉着苦脸画个不停。多数学生画得很糟糕,可是都有股认真和不服输的劲头。
各国的学生性情各异,日本学生通常发挥团队力量完成作业,从脚本到分镜头人物设定到上正稿,每一个阶段都会拿给老师仔细推敲;韩国学生好像都很扎堆地如同一个个社团,喜欢在冷漠的电脑里寻找灵感;中国学生是极安静的,每天都会计划着打工和写论文的时间。那时恰巧让我认识了中国人里最安静的台湾小吴,那段时间他给了我极多的帮助。
学生中我最熟悉的是四年生的伊藤及来自美国的巴莉。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在学校里一起呆到关门,带着饭团和零食,一边说笑着一边完成各自的工作。伊藤是个很爽朗的胖胖的女生,巴莉是个美丽大方的美国女孩,画画之余她还打一份外国语教师的小时工。她自己做了一副水果单词的扑克牌跑来教我玩,晚上沿着电车线一起回家的路上,她还会从书包里掏出自己做的便当让我尝尝。透明的盒子里是三个小西红柿和一片炒鸡蛋以及一小口孤单的白米饭。
我工作的场所在教授办公室的二楼,专门用来给研究生工作的地方,因为场地少得可怜,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安静的地方已经很不错了。楼下工作的就是牧野圭一先生,他是我的邀请人,是日本漫画学会事务局局长、精华大学漫画科负责人和著名的讽刺漫画家。
牧野先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嘹亮的声音和充沛的精力,一个70岁的老人常年在东京自己的会社和京都的研究室来回奔波,而且每天有十几个小时是呆在研究室里默默画画和写教案。他对我非常和蔼,有求必应。他的小研究室里藏着无数的资料,是我最爱去的地方。
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两个人在教室里一直画到很晚才见到面。会看一下彼此的作品,在他看来,我们没有年龄的界限,在学术和绘画上是相互竞争的对手。我很是喜欢他的这个观点,可事实上我只是一个毛头小伙,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去了解和体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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